好的，我帮你改写一下这篇文章，保持原意不变，字数相近，并且增加一些细节描述，让故事更加丰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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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武陟东旭
1938年5月的一个寂静夜晚，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的年轻战士杨克荣，眼含热泪，脱下了那身他最为珍爱的军装。在浓密的夜色掩护下，他轻手轻脚地离开了驻地，踏上了那条通往家乡的漫长道路，跋涉了数十里，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。
他的母亲见到儿子突如其来的归来，顿时惊讶不已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担忧。经过儿子的解释，母亲的神情渐渐缓和，温柔地安慰他说：“你能离开也算是幸运，你堂哥在新四军里那样干，迟早会出乱子的。”
当时，杨克荣年仅16岁，家住安徽省金寨县油坊店镇。而他的堂哥杨克志，此刻已是22岁，正是英姿飒爽的年纪。杨克志不仅年纪轻轻，就已经身居要职，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的团长，威风凛凛。
杨家在当地算得上是富裕之家，属于典型的小康家庭，然而他们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。杨克志的父亲杨光和，曾任麻埠区油坊店乡乡长。其伯父杨光臣，也就是杨克荣的父亲，在1930年加入红军，曾担任支队长。另一个伯父杨光炎，同样参加过红军，任职于第十五支队。
展开剩余88%杨克志出生于1916年，幼年曾在私塾读书几年，饱受传统文化熏陶，书法功底深厚，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1929年，他年仅13岁就参军，成为红军第十五支队的一名普通战士。
1930年6月，红军第十四支队队长马伯良叛变，勾结敌军对红军发动袭击，红军第十五支队惨遭溃败并解散。杨光臣和杨光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。杨克志和十余名战友杀出一条血路，在党代表雷晓斋的带领下成功突围，转战南溪，与主力红军会师。
在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岁月里，杨克志不畏生死，英勇作战，多次立下战功，17岁便担任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第二百四十四团第一营营长。1934年4月，高敬亭任重建的红八十二师师长后，杨克志因文化好且书法出众，成为其秘书，备受器重。
同年11月，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，离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杨克志随高敬亭留守大别山，继续坚持游击战。1935年10月，红二十八军在霍山、舒城边区成立第五路游击师，师长是梁从学，19岁的杨克志出任政治委员。
1938年2月中旬，红二十八军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，辖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团及手枪团和直属队，共3100余人。杨克志任第七团团长，副团长曹玉福（又名曹忠）为其助手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，多数干部都被“降级”使用。例如，杨成武由红一师师长变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，邓华由红二师政委转任同师独立团政委。因此，杨克志作为团长，其地位和分量十分突出。
第四支队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的，兵员占比达到36%，长短枪装备占38.4%，轻机枪则超过六成。第七团又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，兵力超过1100人，持枪700余支，占第四支队兵员的35%以上。作为团长，年仅22岁的杨克志，比杨成武小两岁，比邓华小六岁，未来极具潜力。
那么，为什么杨克志的堂弟杨克荣选择离开他？他的母亲为何说堂哥迟早会“出事”？这一切，要从杨克荣加入新四军说起。
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，杨克志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气势非凡地回到了家乡。杨克荣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堂哥，心中充满了敬佩和羡慕。他上前打招呼，激动地说：“堂哥，你真厉害，我也想参军，加入新四军！”
杨克志听后笑逐颜开，爽快地答应：“好啊，就来我身边当勤务员吧。”说罢，两人一同回家拜访婶婶，也就是杨克荣的母亲。
杨克荣还没进门，就兴奋地喊：“妈，你看，堂哥来了！”婶婶见到侄子，欣喜若狂：“是克志啊，几年不见，侄子变得更精神了。”
杨克荣自豪地告诉母亲：“我哥现在是新四军的大官，已经是团长了。”婶婶听了更是满脸笑容，不停夸奖侄子的成就。杨克志一高兴，随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百元大洋塞给婶婶。
这一下把婶婶吓了一跳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县长的月薪才几十块大洋，百元是一笔巨款，能在旧军队里当团长确实收入不菲。婶婶礼貌地推辞，最终只收了十块钱。
杨克荣看着这些，心中产生疑惑：红军不是贫苦人的队伍吗？堂哥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
但让他困惑的事情还不止这些。两个月后，他作为勤务员，跟随堂哥工作，发现了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细节。
有一次，杨克志带他去六安城一处奢华宅邸，里面住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学生。杨克荣愣住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堂哥笑着说：“别发呆了，她是我老婆，快叫嫂子吧。”
那女子娇嗔地回道：“谁说我是你老婆的？我可没嫁给你。”这一幕让杨克荣目瞪口呆。
新四军一向生活朴素，眼前这女子却穿着金银首饰，珠光宝气。更令他吃惊的是，这豪宅正是堂哥的家，他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财？
更离奇的是，有一次，堂哥给他一包重约五六斤的东西，嘱咐他化装成学生，秘密送给那位“嫂子”，路上务必小心。杨克荣摸了摸，感觉是烟土，神秘莫测。
后来部队转移到麻埠，情况更加惊人。常有陌生女子前来探望杨克志，而且个个风姿绰约。不仅如此，杨克志甚至与一位漂亮女子同骑一匹洋马，在镇上招摇过市。
见此情景，杨克荣忍不住质问：“堂哥，你不是说城里的女学生是你老婆吗？怎么还和其他女子来往？”
杨克志哈哈大笑：“哪是老婆，都是玩玩而已。”
听了这话，杨克荣担忧起来，劝堂哥：“你得注意点名声，万一上级知道怎么办？”
杨克志勃然大怒，怒斥道：“你只是个勤务兵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若不是咱们是兄弟，今天非打你不可。”说着，举起马鞭朝堂弟抽去。
这场冲突正是文章开头那晚的导火索。心灰意冷的杨克荣，被打后彻夜难眠，最终决定脱下军装，偷偷离队，回到母亲身边。
母亲听闻真相，反而安慰道：“你堂哥那样干，终究会吃亏。”
这里不禁让人疑惑，新四军经费紧张，杨克志哪来的钱买豪宅养女人？
答案在于，杨克志利用职务之便，把打击汉奸土豪缴获的财物私自揣入腰包。作为团长，他在团里一言九鼎，没人敢查他账。
但他不怕被举报吗？当时第四支队的各团大多分散行动，独立开辟根据地，难以互相监督，杨克志的行为不易被发现。
然而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1939年2月20日早晨，高敬亭在锻炼时于窗台发现一封匿名信，拆开一看震惊不已。信中控诉杨克志、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县周家老圩时，将缴获财物私吞。
高敬亭立刻展开调查，发现事实确凿，怒不可遏，令二人率第七团在舒城干汊河待命。随即召集军政委员会讨论处理方案。
会议上，大家极为愤慨，建议撤职由秦贤安、李世焱接替。副司令员戴季英却持不同意见，认为二人表现尚可，应给予改正机会，撤职决定暂缓。
这折腾让杨克志和曹玉福心生叛逃念头。他们担忧即使不被处分，收入必然断绝。过去几年大手大脚的生活难以适应艰苦环境。
1939年5月20日，二人率第二团来到青龙厂地区，距离第四支队总部百十里外，选择投奔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。
但叛逃后，他们并未如愿获得重用。桂系军队地域观念浓厚，对外来将领排斥。二人没有重要职务，也无“外快”，庞大的家庭开销难以为继。
心灰意冷之下，想逃离这里。然而桂系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得知此事，下令在六安响山寺附近将他们处决。
杨克志身上有一显著胎痣，死后被家人认出，遗体送回江家岭，安葬于元冲猴寨岭。妻妾被掠夺，命运凄惨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因二人是高敬亭的亲信，叛逃事件引发对高敬亭的指责，给其带来不小麻烦。
若杨克志没有误入歧途，建国后他本有望成为开国将领。对比梁从学（游击师师长，1955年授中将军衔）、周骏鸣（第四支队第八团团长，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）及詹化雨（九团团长，福州军区副政委，开国少将）等人，杨克志的前途本应同样辉煌。
至于杨克荣，后来加入解放军，解放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只是杨克志贪恋享乐，背弃初心，最终以悲剧收场，渐渐被历史尘埃淹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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