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灵哥7月6日新加坡分享会，欢迎新老朋友相聚，戳二条推送）
写这篇文章的几个小时后灵哥就将飞往新加坡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求学，是我人生最美好最重要的时光之一，明晚将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的120周年庆典。
几天前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连任后首次访华。他是李显龙曾经的秘书，在不久之前的国会选举中，他带领人民行动党获胜，顺利完成了代际交接。
新加坡是一个精英治理的社会，从小就会对学生分流，是一个典型的赢在起跑线的国家。无论出身，还是学校，还是获得的奖学金等都是鄙视链中的环节，决定了人生能往上的高度。
黄循财是个特例，他出身于一个草根家庭，上的是普通学校，不是莱佛士这样的名校，大学也是去的美国普通大学，要知道李光耀和李显龙都是剑桥毕业的。
所以从新加坡这样的精英社会脱颖而出成为总理，除了自己努力，还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了。
在若干年前刚开始流行社交媒体的一次选举中，人民行动党丢了几个重要的选区，归根到底是老百姓开始对精英脱节大众的不满。
我想最终李显龙选择黄循财，恰恰是看中了他的平民出身的优势，他能更好的兼容共情大多数普通老百姓，让老百姓觉得他是自己人。
而这恰好反应了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，互联网消弭了知识和信息的壁垒，东大崛起让几亿人脱贫，商品的极大丰富消弭了精英和大众的差别。
从精英和富豪的视角，世界在礼崩乐坏，从大众的视角，他们从网红经济，从加密货币等各个方面来重新解构和定义社会和财富规则。
而新加坡的经济过去恰恰是为最顶级的企业，最顶级的富人服务的，但这个地盘在时代的冲击下遇到挑战。
在全球政经层面，中国往高端产业进化延伸，通过反贪腐，房地产去杠杆，和金融业降薪等多个措施卡住财富外流。
而美国特朗普要通过减税吸引高端产业和全球财富管理产业回流，通过关税打劫全球，进而进行财富再分配，让更多财富可以惠及美国中西部铁锈州的选民。
当媒体认为当前是二战以来最动荡的时期，其实际含义是过去惠及少数人的国际秩序和经济模式，正在需要被惠及更多大众的模式所取代。
而新加坡的考验在于，如何从过去依附于西方的精英财富结构，转换为依附中国的大市场。
用更通俗的话，李显龙几年前曾经质疑过东升西降，他认为全球跨国公司主要还是西方企业，而生产组织是不可替代的。
但现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快速崛起，在各个领域都在威胁传统的西方企业。靠的是什么？不仅是价廉，也还有创新。
当小米YU7 18小时锁单24万台，当华为折叠屏手机和平板的惊艳表现，当老铺黄金跻身新加坡滨海湾的奢侈品集群开业，东大的企业在每条战线都高歌猛进。
如果说，当初新加坡和中国的第一个项目苏州工业园区，是教会中国如何服务顶级的西方资本。那么未来就是新加坡要教会其他国家，如何学习中国模式，让经济更多的惠及普通人，如何脱贫，如何诞生和服务新的大众消费者。
黄循财接受高端访谈采访时，说他喜欢弹吉他，他觉得音乐能打破隔阂、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特朗普踢翻了老爷们，身段柔软，会兼容的在新时代会吃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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